这倒不是因为朱永兴是军事天才，他也从来没有这样认为过，只不过历史正走向他熟悉的轨迹。嗯，不应该说是历史，而应该说是战局。目前的形势与“三藩之”时何其相似。他知吴三桂何以败，自然知何以胜。

历史上，吴三桂由云贵起兵后，挥军长驱直，连陷沅州、常德、辰州、长沙、岳州、衡州等战略重镇，所经之地，诸府州县将吏非逃即降，短短三个月内便已领有滇、黔、楚、蜀四省。

相比于清廷的恐慌，相比于满洲兵将的无所适从，朱永兴却是显得更加自信威严，顾盼神飞，指江山。将英明神武显无遗。

如果究吴三桂的想法，朱永兴觉得滞留京师的吴应熊一家或许是吴三桂不肯北的原因之一，但绝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吴三桂缺乏那勇往直前、一无反顾的决心和气势。这是格使然，在历史的夹中，吴三桂能够左右逢源，富贵荣华，但到了决定历史的时刻，他却没有那个魄力。

反正在当时，无论吴军是渡江北上，还是下九江，扼长江、淮河、以绝清朝的南北运。或是据蜀，殽函以自固。都要比迁延

此时，清廷终于意识到只动用满洲八旗和汉军绿旗兵，已经兵力不敷，不得不征调蒙古各旗队。先调察哈尔护军骁骑一半兵力，从蒙古四十九旗中先调距离北京稍近的科尔沁十旗、敖汉一旗、奈曼一旗、克西克腾一旗、归化城十旗，共兵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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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吴军至松滋，举足即可渡江。此时，清军未集，江北已是风声鹤唳，人心不固。如能迅渡江，独占长江之险，军事主动权稳在手，并在政治上一步扩大影响，动员江北乃至黄河域的汉官汉将参加，清朝将无法收拾局面，势必继续退至黄河北岸，以图固守。

其中六千人和旗下兵的一半，约万余人，由固山贝准达率往荆州；剩下四千名蒙古兵和旗下兵的一半，约万余人，由多罗贝勒尚善等率往武昌。清廷限定，蒙古兵于二月一日以前至京。同时，命科尔沁辅国公图纳黑、杜尔伯特台吉温布赴荆州听用，林贝温、台吉格勒尔图赴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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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满洲兵将的印象中，战阵不过是骑冲杀箭。挥舞刀枪嚎叫而上，但面对明军的火枪、火炮、刺刀。以及严整的军阵时，这些看起来简单有效的战术便失去了逞威之能。

之后，闽浙有耿忠，甘陕有王辅臣，郑经亦兵东南，吴军继续以迅猛的攻势，连续夺取了广东、湖南、四川及江西分地区，前锋直抵长江南岸，饮长江，翘北望，已摆渡江北之态势，可谓是形势一片大好。

但就在这个时候，吴三桂暴其善持两端、优柔寡断的致命弱。屯驻松滋数月之久，毫无北的迹象。这个战略上的致命错误给了清廷调兵遣将，重新布防的机会，形成了荆岳对峙的局面。而且，这军事上的保守主义，也使吴军很快丧失了取的锐气。

事实上。清廷的遥控指挥和调兵遣将已经晚了。常德、长沙“扼湖湘之险，当6之冲”，为明军所占后，“全楚之势”都转到了明军方面，想要扭转，谈何容易？

顿兵不前，是一个致命的战略错误。而吴军未能在甘陕和江西取得决定胜利，打通与王辅臣和耿忠的联系，使所占地区连成一片，则又是陷于被各个击破危局的关键。

“大将赐来黄带，亲王自领绿旗兵。”说的就是领兵将领都是皇室贵族。这些贵的弟，皇亲贵胄，都是皇室中的年轻一代。他们没经过先辈们的艰苦创业的年代。他们一生下来或刚懂事，新觉罗氏已经君临天下，坐享先辈们的胜利果实，承袭父辈的爵位，养尊优，很少见过战阵，更谈不上丰富的作战经验。

区，与长江南、山东、河南个别地区互有延伸错，形成了一颇为严密的军事攻守防线。

而屯兵长江以南，巩固阵地，站稳脚跟，即使大事不成，尚可“划江为国”，立半江山。这番考虑，虽属稳，却难保胜利。兵法上说，有无退。只有攻，才能取得和巩固已得的胜利。而军事攻一旦停顿下来，变为防御，就将被动挨打。

“万全，不肯弃滇、黔本”。吴三桂苦心经营云贵十多年，视此为基所在，北上意味着弃本，另辟新天地。倘若大事不顺，中受挫，就会陷退失据的危险境地。

而且。明军在湖南的全胜，就象一冲击波，引起了连锁反应，那些不满清朝统治的人们，乘时而起，汹涌难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