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个人德，段祺瑞没什么问题。而且在另一个历史上，段祺瑞在日本侵的时候，绝不与日本人合作，也算是有民族气节。 [page]

段祺瑞带着意味长的笑容，“若是何老弟愿意来见我，随

北洋从建立起就是招收良家。这些良家们或于殷实富，或者是自耕农。这些年过来，这些北洋军用他们挣到的军饷置办土地，已经成了地主。而且北洋军成事后，不少地主士绅的弟加了北洋势力。所以何锐在东北的所作所为直接引发了整个北洋集团的反对。

既然何锐的立场与北洋如此针锋相对，段祺瑞也不得不问个明白，“何贤弟，你为何不能放过士绅们？”

但面对中国必须通过革命来实现工业化的大势，段祺瑞果断选择了立场，对这大势行了反动。这就是‘反动派’。

“我从来没有针对过地主士绅，我要的只是把中国带新时代。但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总理，士绅们掌握着权力，在如何分利益上，他们定然要为自己分到最大的一块。在工业时代，这些利益要分给劳动人民。正是劳动人民创造了工业时代的科学、技术、文化。由于工业时代丰富的产品让单个的男女有能力照他们自己的期待组建起属于他们的小家。国家制度就必须服务于这些小家。这就更需要一个削除所有特权的法律制度。地主士绅们在工业时代，只是起到了阻碍作用。就如同挡在工业化这辆大车前面的石，除了把石踢开，或者直接碾压过去，我着实没有其他办法。”

既然段祺瑞已经确定了立场，何锐也不愿意多谈。就这么沉默了片刻，何锐笑：“若是总理没有别的要说，在下就告辞了。”

听到这里，尤其是最后一个比喻，段祺瑞叹息一声，停下脚步。

但这次的谈话与段祺瑞之前的谈话大大不同。何锐谈起国计民生，就是在谈国计民生。并没有利用国计民生当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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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锐看着段祺瑞神中的那份毅，也明白了段祺瑞的反动。反动是一立场，并不怎么牵扯个人德。就如段祺瑞本人是著名的‘六不总理’，不、不喝、不赌、不嫖、不贪、不占。

段祺瑞发现，何锐并没有偏题。段祺瑞要与何锐谈地主士绅，何锐就与段祺瑞谈地主士绅。双方还都是以极大的坦率谈及这个问题。

手扶垛看下去，山海关一边是北洋的人，一边是何锐的人。两边的人隔着山海关，都一言不发。在山海关上，站的是两方的首领。而段祺瑞已经不想再对何锐说什么。便转过赞：“何贤弟真快。”

两人都是军人，脚步轻快，很快就到了山海关下。何锐举手向段祺瑞敬礼，“总理，下次再见也不知是何时，还请总理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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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我来送送何贤弟。”

东北。东北能有今天，是因为东北这几年是照工业化时代该有的规矩去建设、去发展。工业化时代，不再有地主士绅的容之地。”

段祺瑞本人并不怎么在乎这个总理的位置，让给何锐就让了。可北洋上层却不能接受。大家现在就是地主士绅，一旦何锐掌权，推行起东北已经执行的政策，大家辛辛苦苦这么多年赚到的家产立刻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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