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灿莲，也真的不知一件商品到底在市场上会卖到什么价位。

何锐在这个时代也没怎么为自己过钱，在另一个时空，因为网络支付的缘故，已经好久好久没有摸过现金了。

附近几家有良好供货渠与价位的大超市与小超市，就完全决定了何锐对于普通价的认知。

何锐叹：“辛苦你了，韩海涛同志。消消气，下次俄国换了谈判代表的时候，还得你这有经验的同志和他们谈。”

韩海涛的气愤，一半是因为俄国人的态度，一半是担心没谈成，被追究责任。连何锐都不追究，韩海涛也就放下心。另一个问题很自然的冒了来，“主席，俄国方面真的会换人？会不会换上更糟糕的人？”

“韩海涛同志。俄罗斯这个民族诞生的很晚，大概是康熙年间才开始现俄罗斯民族的概念，到现在也不过200年。这是一个年轻的民族，对外的反应自然和年轻人差不多，有不当大哥浑不自在的愣青傻气。以这样的民族特，你觉得他们想成一件事的时候，会怎么选择？”

听了何锐的话，韩海涛稍一思索就明白了会发生什么。愣青们是不会选择低的，如果非得有什么力量压制他们，着他们就范。愣青要么蔫了，对事情就走走过场，完全陷于内心的失落。要么就装作低认错，尽力把事情向着解决的方向推动。

不是哪一，前茶馆老板韩海涛都觉得自己能对付。毕竟以前的自己不过是个小小的茶馆老板，现在价局局长兼谈判代表韩海涛代表的是东北政府这个大的组织。没理由怕那帮王八羔。

谢瓦廖夫同志并不知中国谈判代表韩海涛对他的看法，拿到了签了字的谈判记录后，他就冒着零下六七度的气温，乘坐着拉雪橇赶路。白天的寒风与能冻死人的夜晚都无法阻止谢瓦廖夫同志的脚步。

尽快把消息送到组织手里，并且将中国东北政府谈判中表现的不怀好意告诉给党组织，这就是联共（布尔什维克）党员的义务。

谢瓦廖夫同志运气不错，他刚赶回到下车的小镇，正好有一列运送伤员的火车经过。大家就挤上了火车，与伤员们一起往西伯利亚的小城赶。

伤员们真的很惨，大家不仅忍受着伤痛，还要面对染带来的痛苦。不少人伤化脓，发起了烧。从莫斯科来的谢瓦廖夫同志立刻想起了在莫斯科盛传的神药，就询问随车的军医护士是否知‘磺胺’这新药。

军医和护士听完谢瓦廖夫的问题，不解的尝试用俄语卷音发‘磺胺’这两个音节。但是很明显，他们连听都没听说过，发的声音极为怪异。

谢瓦廖夫在下一个车站立刻发电报给莫斯科，请求调集磺胺给车站。有不少红军官兵的情况已经非常急，若是这么熬下去，只怕在半路上就会牺牲在车上。

第一条电报发去之后几乎是石沉大海，第二条电报是发给谢瓦廖夫同志的直属领导，总算有了回应。领导在电报里只说了两句话，“磺胺是从中国的药，你既然在与中国谈判，可以酌情向中国方面提急要求。”